但神话光环后的盖茨还只是个人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。在财富巅峰，他会出手豪阔；看透了世事之后，他会追逐公平。

　　1993年，在索斯比拍卖行，他以2000万美元价格从一位收藏家手里买来柴尔德•哈萨姆的《花房》，比原价高了近四倍；1994年，为了达•芬奇那18页的笔记，他花了3080万美元；建豪宅，他用去5400万美元……

　　当他的妈妈，劝告他“作为一个好的公民，一定要为社会做些事”的时候，他无法入耳，大声回嘴：“妈妈，妈妈，我有一个公司要管理。我为社区能做的最好的事情，就是让这个企业成功。”

　　和很多的企业家相似，当时的世界首富盖茨，对于社会贡献的理解是：微软公司解决了数万人的就业，推动了相关产业的繁荣，带动了美国经济的活跃。

　　但是，社会对他的需求不止这些：每天都有无数的求助信、请求信雪片般飞来，媒体报道说，其数量增长的幅度几乎与微软的发展速度、名气增长成正比。

　　盖茨无暇去拆阅这些信件，但舆论压力让他的父母焦躁不安——如果对这些来信置之不理，儿子头上原来“吝啬鬼”的帽子岂不是更牢？

　　1993年秋天，盖茨和女友梅琳达到非洲去旅游，看到了满目凄凉：在扎伊尔，一个个城镇死气沉沉，狭窄街道两旁的商店全钉上了木板，犹如鬼城；在小小的露天市场，几个妇女把少得可怜的一点儿蔬菜放在地上卖，再没有其他东西……

　　“那种景象确实震撼了我们。我们曾经一路上用目光搜寻走路的妇女，就是为了看她们是否穿着鞋？——没有，她们全是赤脚。”成为盖茨妻子的梅琳达回忆。

　　1994年，盖茨深爱的母亲死于癌症。这一年，盖茨名下一个资金总额达9400万美元的基金会建立起来。

　　在一本盖茨的传记中，作者这样写道，“1998年，正在比尔•盖茨面临官司，也陷入心灵的煎熬时，《纽约时报》星期日版上的一篇文章，使他们夫妇受到深深触动。文章说，在全球范围内，90％的疾病发生在贫困国家，但这些国家的人民，却只有10％的保健资源。这类文章以前也登过不少，但是这一次，对他们俩——首先是对梅琳达，随后对比尔•盖茨——却发生了奇妙的效应，唤起了他们非洲之行的切身体验。”
　　
　　梅琳达说：“我记得，这是我和比尔第一次谈论，这些疾病对于孩子们是多么悲惨。我们问自己，我们能做些什么？”

　　于是，2000年，盖茨将名下的两个基金会合二为一，命名为梅林达-盖茨基金会，也是在那一年，他将微软CEO的位置让给了好友鲍尔默。转身开始了。

　　转身再造神话

　　微软中国的董事长张亚勤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。

　　那是在1992年，亚特兰大的一个展览会上，他准备做一个演示，忽然听到一个声音，问视频压缩速率有多少？回头一看，正是盖茨。

　　随后，两人就数字视频的传输和通信展开交流，盖茨把他对技术的理解、对市场的感觉，联系在一起，超越单个技术、单个产品的层次展开探讨，让张亚勤印象深刻。

　　“盖茨的技术、产品的感觉都很好，对市场等综合因素的把握游刃有余。”张亚勤说。

　　10多年后的现在，盖茨的兴趣扩散了——为了用好基金，他甚至快成为半个医疗问题专家——在巴西度假期间，饶有兴趣地通读了分子生物学家詹姆士•沃森的《基因分子生物学》。

　　“生物学使我们人类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病魔。我很喜欢普通生物学，如人的免疫系统什么的，我觉得就很有意思。”盖茨说。

　　唐骏向我们讲了一个饶有意味的故事：他刚加盟微软的时候，“工作状态的盖茨一度是一个锋芒毕露的人，总恨不得一步到位给别人指出问题”，但是到了他即将“离开微软时，盖茨已经变得得柔和很多了，有了慈祥的感觉”。

　　“刚开始他还像是个老师，处处精心指教，到了后来，就成了导师，只给你指出大的方向，更多地从宏观角度来考虑问题。”

　　变化当然不仅于此。

　　2005年，在盖茨50岁生日的时候，他向外界发表了令人震惊的声明：准备将自己巨额财富全部捐献给社会，而不会作为遗产留给自己的子孙！

　　“这些巨额财富对我来说，不仅是巨大的权利，也是巨大的义务。”盖茨说，他不希望将财产留给子女，因为这样做就相当于承认自己的孩子最为重要，但“个人的成功只与个人努力有关，与(继承多少)金钱没多大关系”。

　　2008年6月21日，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，他再次重申了这个观点，并且多了几分幽默：“我会同那些幸运地获得了巨额财富的其他人谈谈，告诉他们如何将财富返还给社会。”

　　“盖茨是对的，如果他继续留在微软，不会做出更大的影响，但他转身慈善，完全是开创了一个新时代，从古至今，没有人能达到这样的高度。”一位观察家评价。

　　“我们中国目前还无法出现盖茨这种人物，但是，影响肯定会长久地留下来，因为，那是人类文明的又一标杆。”“打工皇帝”唐骏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