钱钢先生是资深媒体人，《南方周末》前副总编辑。曾因写作震撼人心的《唐山大地震》一书而成为地震、灾难事物专家，现任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。受《财经》杂志邀请，钱刚先生5月12日下午来到北京植物园卧龙山庄参加财经奖学金班“十年百人会”，与我们这些曾获该奖学金的记者们座谈。

当日下午1点半到3点半之间——地震发生之时——我们正在进行激烈的“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竞争与融合”的讨论。钱钢先生担任主持人与主要发言嘉宾之一，就坐在我旁边不足两米处。在座的嘉宾还包括：Google中国区总裁李开复；新京报原总编辑、现和讯网总编辑杨斌、新浪网总编辑陈彤、大众报业集团总编辑傅绍万、中国新闻周刊总编辑秦朗。

讨论热烈的欲罢不能，所有人都沉浸其中。这寂静碧绿的山林中虽阴风阵阵、寒意逼人，但大地始终平稳无声。没人宣称感觉到震动或眩晕。

直到这场讨论结束，远道嘉宾退场，坐在一旁一直对着笔记本电脑的《财经》杂志主编胡舒立才蹭地站起来，用她尖锐的嗓子通报：四川发生7.6级大地震！我们刚好有地震专家钱钢在！我们可以请教他了！

于是原定最后一场关于“财经媒体专业性与综合性”的讨论，基本上在混乱不安中度过。我的手机短信不断，我身边响起安徽话、重庆话……都在焦急地确认家人的安全，都在询问更多的消息和细节。家在成都的记者打通家人电话后向大家汇报：成都的房屋有裂痕，但没有房屋坍塌。家在重庆的记者说，她的家人虽然惊恐，但都安全，隔壁邻居家的吊灯掉了下来，但没有伤到人。

还没有更多的官方的来自震区的伤亡消息传来，先传来了一条让人惊恐的预言：今晚北京有2~6级地震。在这些来源不明、内容浑沌的消息面前，新闻狂人胡舒立和地震专家钱钢表现出兴奋和镇静的两极。胡舒立的兴奋来自记者本能，钱钢的镇静则建立在他对地震的专业研究和报道经验上。而在如此信息不对称、专业门槛也极高的突发事件上，记者的兴奋是多么需要专家的知识和经验，尽管获得的信息其实跟我们一样的有限，钱钢先生还是迅速做出了一系列判断和关切。

钱钢说，7.6级是十分大、十分严重的地震！幸好地震不是发生在酷暑或严寒季节，也不是发生在夜半人们熟睡时。而对于地震消息的发布，中央政府也有严格、严谨的发布程序，因此他认为，来自人民网的即将发生“2~6级”的消息可信度很低。

无法确认的消息和传言满天飞，而我们如此凑巧地与地震专家共度地震时刻，请教钱刚老师真是天赐的良机了。以下为我与钱钢老师粗略的对话内容：

问：现在还没有伤亡与否的消息，一般7.6级是什么样的毁坏程度？

钱钢：震级和裂度是两个概念，不是直接对等的。7.6级是震级，是很严重的地震。但决定毁坏程度的是裂度。现在不知道裂度，只知道震级，很难说毁坏程度。问：这场这么大的地震，不可能提前预测到吗？

钱钢：预测地震是个很复杂很困难的工作，而地震之后的余震就更难预测了。76年唐山大地震之前不久，地震专家们曾经成功预测了另一个地方的7级以上的一场大地震，所有专家都奔那里去了，结果谁想这头儿唐山大地震紧接着发生了。所以要每一次地震都预测特别准确很困难。

问：你觉得人民网这个今晚北京还有2~6级地震的这个消息是假的？

钱钢：国家对发布地震消息是有严格程序的，什么机构通过什么媒体来发布，都要按照这个程序严格来走。新华社都没有这个消息，从人民网来的，我不明白为什么，而且说震级会在2~6级，这跨度太大了，2级和6级之间有这么多级！如果是国家地震局发布的预测消息，怎么可能是这么粗略不严谨的消息。所以我倾向于认为这个消息不确实，有可能是某个专家他自己的预测。你没有经过国家地震局，没有经过专家们一致的严谨的鉴定，发布这种消息造成恐慌，是应该追究责任的。

问：追究传播这条消息的媒体的责任？还是追究这个消息源的责任？政府没有更多的消息出来，这个消息会不会也发挥了一点预防的作用？

钱钢：都要追究。因为恐慌也会造成巨大损失甚至伤亡的，有时会比灾难本身带来的伤亡损失还要大。就像好好的你在电影院喊：着火啦！观众都跑出去结果踩死了人，这个喊的当然是要被追究责任的。有些有可能造成不必要的恐慌的消息，政府不需要发布。

问：你的意思是，政府在这些事情上不需要做到信息的彻底公开，无保留的全部发布吗？

钱钢：政府需要发布的是全部的准确信息，而不等于是全部信息。有些信息是假的，未经确认的，那不是政府要发布的。

问：那这种地震有什么征兆吗？如果政府没有更多及时充分的信息出来，而都是这些传言的话，作为普通人或者我们媒体，如何来判断信息的真假呢？

钱钢：对地震征兆的观察，对这些消息的真假的判断，都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。还是需要政府，国家地震局，地震专家来做。我想明天就会有更多更确实的消息出来。